一所遺蹟興建何其困難,科技怪手毀壞何其容易,一個沒有實質文化遺產的國家在如何強勝,充其量還是一個不勘一擊的花瓶子???中國歷經多少苦難,人民受過多少苦....好不容易站起來了,但換來卻是對遺產文化的再次摧殘......
敬請上級單位正視這一嚴正事件....有內函生命之根的遺蹟保留將是炎黃子孫在全世界的驕傲......
守志發起一人一信至中國國家上級單位,希望能收回成命,不要為了“申遺”而毀掉寺院建築
內附明賢法師於
鳳凰網佛教的
撰文，表達一個佛教僧人護持佛法之心。全文如下：
編者按：西安興教寺拆遷事件已成為目前最受關注的社會公共事件。該事件的走向和發展必將對中國文化、中國佛教產生長久的影響。有關部門已經向興教寺發出限期拆遷通知，要求在5月30日前完成整個拆遷工程。我們又一次站在歷史的關鍵點上，保衛興教寺，為中華民族保存這份珍貴的歷史印跡。在法海事件中挺身而出的護法勇士明賢法師第一時間撰寫宏文，表達一個佛教僧人護持佛法之心。全文如下：
韆鞦大義不容輕，中華脊梁中華魂；
解脫天與大乘天，古今共仰中華人。
臨終垂訓最傷心，草席包裹百年身；
國君罷朝傾城紀，守塔盡孝有終生。
深山尋跡淚海傾，自古滄桑誰述評；
草席裹身終不保，為全靈骨塔無名！
玄奘大師是中華民族當之無愧的“民族脊梁”。英國學者盛讚他說：
“無論怎樣誇大玄奘大師的重要性都不為過，
中世紀印度的歷史漆黑一片，他是唯一的亮光。
印度人很多都不知道現任總統是誰，但沒人不知道玄奘大師。”
玄奘大師執著進取的求真精神，
正是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的一種代表。
一千多年前的白鹿原，曾有一顆民族巨星於此隕落，
玄奘大師在唐麟德元年（664年）二月五日去世，大師遺囑，
既然生涯已盡，後事宜從簡省，以草席裹送到偏遠的地域去，
葬下即可。唐高宗聞訊哀痛傷感，為之罷朝三日，
並敕令將大師靈柩移運歸京。入葬時，
京邑及諸州五百里內送者百萬餘，
歸葬之地的白鹿原有無數四眾弟子為大師終身守塔。比起當代小說、
影視中的白鹿原故事，那顆巨星就像太陽，今天的故事就像燭光。
雖然興教寺是在白鹿原遭遷以後的再葬之地，
雖然興教寺也曾于明代翻修，但作為玄奘大師歸葬之所，
興教寺寄託著中華民眾對於玄奘大師的悠遠哀思。
唐廣明元年十二月初五（880年元月八日），黃巢兵入長安，
中和元年（882年）四月初八撤離，歷時兩年零四個月，
期間由於唐兵圍困，軍需緊張，“黃巢雖與玄奘無冤，但為了生存（
劉高明、孫立新語）”，亂軍發塔，致使玄奘大師頂骨破碎……
然而可悲的是，如此低調歿逝的一位聖者，
而今又被拖出到浩瀚洶湧的商賈大潮中。正當中華文明偉大復興，
我們的中國夢正在起飛的同時，民族脊梁的這座祖墳也被開挖！
而且限定了日期，5月30日之前要挖完。
什麼是遺產？
達摩祖師在少林寺居住九年，圓寂前召集門人問各自修學所得。
道副禪師回答說：“根據我的見解，不執著文字，不離開文字，
這就是道用。”達摩祖師說：“你得了我的皮。”尼總持說：“
我的見解如同慶喜見到了阿閦佛國，見到一回後不再得見。”
達摩祖師回答：“你得了我的肉。”道育禪師說：“四大本空，
五陰非有。我的見地是無一法可得。”達摩祖師說：“
你得了我的骨。”最後輪到慧可禪師，他禮拜達摩祖師後，
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達摩祖師說：“你得到了我的精髓。”
當我們提出“保護遺產”的時候，首先要明白什麼是遺產，
如果已然忽略了興教寺這個人文場所的宗教價值，
更忽略宗教價值中的靈魂內核，恐怕，
無論打造一個怎樣華麗的人文處所，
也仍然與興教寺原本承載的宗教價值毫無關聯。當靈魂被消解了，
形式上的繁榮與原本興教寺的遺產價值相比，當然是揀了芝麻，
丟了西瓜。
與佛門相關的遺產保護，要“識貨”。真貨不在表面熱鬧，
一旦離開根本，再熱鬧也是假的！
佛寺的價值必然要以宗教信仰為內核。佛教強調“
山門以耆舊為莊嚴”，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心”不是以“隨物轉”
為價值的；信仰，不是以物欲為價值的；靈魂，
不是以奢華為價值的！
以毀遺來申遺
申請遺產的初衷是為了保護遺產，
但興教寺所遭遇的境況很有可能是以“申遺”之名行“毀遺”之實。
興教寺常住所提《
維護興教寺僧團的生存權和僧團與玄奘塔一體性的請示》
中披露了寺院遭“申遺”綁架的情況。2013年3月
西安相關部門
在沒有得到寺院僧人同意的情況下，
強行要求在5月30日前拆遷除玄奘大師塔外的其他寺院建築，
並遷出僧團，理由是為“玄奘大師塔”申請世界遺產保護。
此事的做法不由讓人聯想到“曲江模式”。
從商業化法門寺到財神廟上市，拿捏“保護歷史文化遺產”之虛，
務“開發地產，抬
高房價”之實的“曲江模式”將“假古董”
地毯式覆蓋了西安諸多的文化遺存，被熱議為“造神、造信仰、
造遺產”運動。“曲江模式”是典型的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其中，
文物是配角，遺址成道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舒乙將“曲江模式”
形容為：挂著文物的“羊頭”，賣房地產的“狗肉”。
文物專家謝辰生指出“這種做法違反了文物保護原則，
也違反了文物保護法的規定”。
申請“遺產”就要拆毀舊建築，以為“革新”就是好事。但古人云：
革新好不如守舊好。在這裡，“革新”是拋棄傳承，打造文化幻覺，
以滿足假像的文化需求，造假文化，毀真文化。“守舊”，
是阻止截斷文化之根，並非不接受新事物，而是因為“新者”
缺乏文化價值的底蘊。
打著“申請文化遺產”之名，拆掉原有建築，
換上文化新裝是容易的。但如果換上的是沒有文化的“文化”新裝，
那就是披上了“皇帝的新裝”。作為一個“民族脊梁”
所在的文化基地，這裡應該是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這樣的地方也能搞商業運作嗎？我們要當心，當我們攫取到了“
文化遺產”的美名時，這份遺產就徹底離我們而去了。
最大的悲哀是，自己的遺產，要別人點了頭，才算是遺產。
在全盤西化的風氣席捲中華文明以後，我們一直過著別人點了頭，
我們才能行的日子。中華文化難道就不能有自己的獨立意志嗎？
把文化遺產的實質內核轉移或銷毀掉，
打造一片清湯寡水的遺產符號，讓人們去“親撫”祖道，
人們感受著被人為擦肩而過的歷史遺憾，
卻要承認這份撤藥換湯後的假像遺產就是真正的遺產。
為什麼要把這種分裂留給新時代的每一個人？
這種撤藥換湯的遺產媚俗是從哪起源的？
是來自於對真實文化遺產怎樣的一種用心？
如果把真實的歷史遺跡直接拆除，
一代代的歷史印跡也在人們心目中被徹底遺忘，
我們的民族經歷的這種強拆還少嗎？在為數不多的文化印跡中，
強拆最終蔓延到了一個民族的脊樑上。
精神世界的遺產不在乎新不新，大不大，氣不氣派。
承載文化感情的歷史遺物，哪怕只是一磚一瓦，
在人們心目中也永遠是沉甸甸的。既然是全新堆砌的建築造勢，
為什麼不另行選址，而一定要將這種造作直接針對真實的文化遺產？
這樣毀真跡之後的興建，難免有立牌坊的嫌疑。
塑佛像的工匠說：“我哪怕甩一團泥巴在地上，也會有人來拜。”
打造“新遺產”的商家說：“我只要房子建起來，就會有人來緬懷。
”佛弟子的信仰那麼容易被蒙蔽嗎？
文化朝聖者的景仰那麼容易被打發嗎？
一個幼稚的孩子掌握了一位千年智者的生殺大權時，
一切都變得那樣悲哀。
這是截斷文化的生命之根。玄奘大師歸葬的塔寺，
這片白鹿原是中國一顆文化巨星的隕葬之地，
記錄著一個民族慎終追遠的深遠情懷，拆廟是容易的，
但再要找回千百年來的歷史厚重就不可能了。
挖祖墳還是填欲壑？
“法海事件”中，王雷泉教授指出毀像拆廟與戲謔佛教是“
巨兇與小惡相互增上，構成高調行惡的共業環境”。
“興教寺事件”實在是高調“挖祖墳”的又一典型，
背後難免又是覬覦佛教寺院的利益鏈條作祟。
難填的欲壑是不顧道義和歷史真實的巨大推手，
使其完全無視寺院利益及其所代表的佛教主體－－僧團的權益。
興教寺作為一個宗教團體，是由其僧眾和宗教活動場所組成的。
根據《宗教活動場所管理條例》第三條規則：“
宗教活動場所由該場所的管理組織自主管理，
其合法權益和該場所內正常的宗教活動受法律維護，
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進犯和干預。”
文物專家吳永琪在談到受商業集團捆綁法門寺時，無奈指出：
法門寺如果是寺廟，根據宗教法規應由宗教協會管理，
和尚也可以參與管理，其他人沒必要介入……博物館＋寺院＋企業“
就是一個畸形的體制。
現在，興教寺同樣遭到了干預。作為千年古寺，
興教寺在1982年就被批准為”全國重點寺院“，
其使用權和管理權應歸佛教界所有，未經寺院同意，
任何人都是不能強拆的。寺院建築的合理與否，這是寺院的事，
並不是誰有點子就都可以想拆就拆，想改就改的。
所謂拆除與遺產”無關“的建築，又顯示了操作者的充分無知。
寺院建築的每一部分都是相互呼應，有古往今來的支撐關係，
雖有新有舊，但粗暴的拆除就是割裂了這種相互關係。
離開了寺院規制的強勢美化環境，事實上是毀滅宗教環境，
踐踏人文環境，構造經濟環境！
假如對文化和信仰的主體進行經濟運作，那麼，經濟容易繁榮，
靈魂容易喪失；形式容易打造，底線容易跌破。
因此，我們請求理性對待興教寺問題，
如果真要將事件推到以毀遺來申遺的地步，白鹿原上，
將綻放一朵毀壞宗教文化的奇葩！
上書人:釋守志 敬書於巴西彌陀寺方丈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