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航法师与台湾佛教
王荣国
【作者简介】王荣国，1955年2月生，福建福清人。198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获硕士学位，并留本系任教。2001年7月获博士学位。现任厦门大学历史系 教授，兼任福建福清人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等，福建省宗教研究会理事。从事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宗教史的研究与教学。已出版专著《福建佛教史》、《海洋神灵——中国海神信仰与社会经济》、《中国思想与文化》等，并在《世界宗教研究》、《宗教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近60篇论文。专著《福建佛教史》、《海洋神灵——中国海神信仰与社会经济》分别获获福建省第四、六届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慈航法师（1895—1954），俗籍福建建宁，1927年，入闽南佛学院学习，后往江、浙、皖等地弘法。抗战爆发，随太虚访问缅甸、锡兰、印度等国，并宣传抗日国策。不久赴马来西亚、新加坡弘法，促进大乘佛教在南洋的复兴。1948年，移锡台湾，直至去世为止。慈航在台湾弘法近六年，他所面对的是“神佛不分”、“僧俗不分”的非正信佛教。如何确立正信佛教，是慈航法师与大陆去台的僧人、居士所面临着课题。本文拟就此作一番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
台湾已故著名居士李炳南回忆1949年到台中市所情景时说：“市内寺庙，虽有七八处；但是守清规的，却闭门自修；贪图名闻利养的，就玩弄一些迷信事项。再就错认龙华外道，当作佛教。敲敲打打，唱一些破坏佛法的歌谣。真正信徒，能解能行的固然有人；而佛天鬼神分不清楚的，实在不少。请看他们的家庭差不多挂一张画像，上有观音、有妈祖、有灶君、土地等等。据这一张画像，也就看出他的宗教思想。你若问他奉的是何教？他总自称是佛教信徒!”[1]从引文可知，1949年的台湾佛教界，“能解能行”的正信佛教徒为数不多，更多的则是信仰佛、观音和妈祖、土地等神混祀在一起“神佛不分”的“民俗佛教”的信徒；还有“僧俗不分”的“龙华外道”，即以龙华派为代表的斋教徒。斋教也称“在家佛教”。李炳南的回忆文章又说：“当时是农历二月，正值北区宝觉寺举行观音法会，遂急往参加。四处云集的人，来来往往，却也热闹，大概多是求籤问卜，祷福祈安的事。”[2]说明当时台湾民间信众信仰“佛教”的目的“多是求籤问卜，祷福祈安”。李炳南认为台湾佛教的这种状况与日本殖民统治有关。他说：“想不到日本自命为佛教化的国家，在台湾统治了五十年，竟然把台湾佛教，弄得这样七乱八糟。”[3]
1948年5月，著名的巨赞法师[4]前往台湾考察佛教并写下《台湾行脚记》一文。文章说：“斋教……都是虔诚的蔬食主义者。又称在家佛教，对出家佛教而言。其实台湾大部分出家人的思想，也还是那末一套，在家、出家之分不过形式不同而已。但也因此保存了素食的美德，并不因日本化而改变。所谓日本化者，藉口佛教应随顺潮流，举办社会事业，而公然娶妻食肉也。台湾僧徒之有家室者占大多数，食肉者仅数人，而经济大都不充裕，生活也过得很苦。原因是不能得到人家的信仰，尤其是斋教徒。据说留学日本，主张日本化的‘新僧’，前后共三十余人，现仅存十余人，其余都因做和尚养不活家小而还了俗。……至于僧尼人数，曾普信居士谓共三干余人，大致不差。”[5]就是说，台湾的僧徒中，少数为“正统僧人”；大多数为“保存了素食的美德”娶妻而不食肉的“斋教徒”。“斋教”相对于“出家佛教”，又称“在家佛教”[6]；“娶妻食肉”的日本化的“新僧”为少数，总共30余人，到1948年仅存10余人。巨赞法师认为，“日本化在台湾佛教之中不大行得通”[7]。显然，巨赞的看法与上述李炳南居士的看法存在差距。至今，台湾学界也存在与李炳南和巨赞相近的两种看法。
笔者认为，夸大与忽视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佛教的影响都失之偏颇。“神佛不分”的民俗佛教与类似“僧俗不分”的“在家佛教”，在明清时代大陆也存在，台湾尤著。台湾此种佛教状况与其源于大陆特别是福建不无关系。台湾佛教主要是明清时代随福建移民入台而传入台湾并发展起来的。明清时代，福建民间乃至中国汉族许多地方普遍出现“神佛相混”的民众佛教以及斋教。此类佛教随移民的入台而带入台湾，其庙宇中往往是佛、观音与妈祖、关帝、土地公等合祀。据巨赞法师说：台北“万华镇的龙山寺，称为台湾民间信仰的温床。……中殿奉观音，后殿供妈祖。”[8]就属于此类“民众佛教”(或称民俗佛教)。众所周知，万华镇龙山寺源于福建泉州安海龙山寺。大陆主要是福建佛教传入台湾，最初是“神佛相混”的民俗佛教，所建庙宇大多为此类“神佛相混”的庙宇。而正统佛教僧人入台则晚于此类庙宇的出现。[9]入台的僧人成份并非单一，既有属于正统佛教的僧人，也有属于民俗佛教的僧人。例如来自泉州安溪清水岩寺与安海龙山寺的僧人多属于后者，正统佛教在台湾的力量微弱。只有正统佛教在台湾的力量发展到占主导地位，才有可能对民众佛教(民俗佛教)进行一定程度的提升从而改变上述状况。李炳南 居士在台中市的慈善堂、赞化堂和鸾坛等场所进行弘法，吸引了其中的信众皈依就是例证。[10]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虽然台湾佛教界与大陆佛教界的往来并未完全中断，但这种交往毕竟只限于少数僧人，大批大陆僧人前往台湾是不可能的。[11]事实上，日本在台湾的统治起到维护“僧俗不分”的“民众佛教”的作用。日本佛教有“娶妻食肉”习气，虽然其“食肉”的习气不为大多数台湾民众所接受，而其“娶妻”行为却与台湾民间的斋教“娶妻”习惯契合，从而维护了台湾佛教“僧俗不分”的状况。[12]此类“民众佛教”盛行的状况正是慈航法师等入台的僧人、居士所面临而必须加以改变的。正因为如此，抗战后在台湾出现提倡正信佛教的运动。
二
慈航法师生活的时代是中国佛教处于衰微而又致力于复兴的时代，而台湾佛教在经历了日本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更加衰微，存在上述“僧俗不分”、“神佛不分”的普遍现象。慈航说：佛教比耶教传入中国要早，如今佛教衰落，耶教兴盛。原因何在呢？在耶教徒肯努力宣传布教。“佛教徒则墨守成规，……所以佛教到今日几至汨没，就因佛教徒不肯负起责任来弘法之故。”[13]他在《我对台湾佛教的希望》一文中说：“要令人们信仰佛教，那就非要广大宣传不可”，口头宣传是其方法之一。[14]所谓“口头”宣传，是通过讲演的形式进行宣传弘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讲经弘法。
慈航法师对于弘法身体力行。他从新加坡取道厦门于1948年10月13日 抵达台湾中坜圆光寺的次日，就在中坜镇一带弘法。据当时的媒体报导：十月十四日 ，附近寺庙的缁素多人到圆光寺拜谒慈航法师，“法师高兴连日连夜为众人演说佛法”。十七日，接受李子宽 居士等人的拜访。当晚，慈航为信众开示一个半小时，听者达50余人，“欢喜信受”。二十一日上午九时，应中坜镇公所、中坜合作社共同邀请，为该机关团体百余人演说佛法一个半小时，“极受感激，盛极一时”。当晚，借投宿中坜元化院之机，为僧尼、信众百余人演说佛法，听者“感激无量”。[15]以上报导反映慈航讲演佛法还是颇受欢迎的。
慈航法师到台湾主要是从事僧伽教育，讲经弘法属课余之事。然而，其弘法活动并非只限于佛学院附近，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外出巡回弘法。入台抵达圆光寺不久，慈航就赴台北巡回弘法。据当时媒体报导：十月二十五日 ，慈航往台北。当天下午，应台北佛教分会之请在观音堂演讲《今后佛教徒应取的态度》一个半钟头，演讲“句句真言”。接着从三点钟起，又应善导寺之请，为该寺僧众说法一小时。傍晚七时半，在大平町张亦泰楼上，为一般善信演说《信仰的条件》一小时，40余位听者“欢喜信受”。二十六日下午二点钟，慈航抵北投法藏寺，演说一个小时，除该寺僧众外，还有当地的镇长、区长、镇民等40余人到寺听法。当天午夜，慈航特地为该寺僧众指导修持方法。二十七日上午移锡汐止静修院，下午三时，讲演《怎样了生死》与唯识心理，听众达60余人，“感激信受，得未曾有。”其中有七八人是冒雨从基隆前往听法的。当晚，慈航又特地“为热心者指导念佛方法及佛教歌谣诗歌等”。二十八日，慈航往月眉山灵泉寺，因二十年前在槟城极乐寺会晤灵泉寺开山善慧和尚，加上灵泉寺的柱联多出自太虚大师之手，所以慈航对灵泉寺有特殊的感情，下午二时，讲演《怎样做正信的佛教徒》一个半小时，听众约60名，多为基隆市佛教支会会员，“各皆欢喜信受”。其后，又在法师寮作问答演说，“颇获效果”。二十九日上午九时，慈航移锡台北市古亭町十普寺。十时，为该寺一般信徒讲演《佛教与国家之关系》一个半小时，听者达60余人，其中有省市参议员、区长、该寺董事等，“热心倾听盛极一时”。二十九日下午二时，慈航“第一次北部巡教”圆满，返回圆光寺。[16]1949年春，台湾佛学院放寒假后，慈航应宝觉寺之请，携自立、妙峰等青年法师前往台中主持弘法大会[17]。1952年农历八、九月慈航作环岛布教。[18]台东向来被视为“佛教的化外之地”，率先到台东弘法则是慈航法师。[19]可见，慈航法师的弘法活动之勤，弘法范围之广。
除了巡回弘法外，慈航法师也进行定点弘法。慈航在汐止静修禅院定居后，设立星期日念佛会。据记载：“在那几年，慈航创设了星期念佛会，每星期日在静修禅院举行。他又经常作通俗佛学演讲，他说理圆融，喻解详明，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对于接引初机人士，发生了很大的作用。”[20]慈航甚至还定期前往监狱弘法。在其皈依弟子中，唐清湘早年在上海参加佛教青年会，到台湾后，在新竹少年监狱任教诲师。[21]应唐清湘之邀请，1951年，慈航开始前往该监狱向犯人弘法。他与犯人见面时以亲切平实的态度说：“诸位!今天贵监狱要我到这里来向诸位谈谈话，我心里觉得很荣幸，很喜欢。”他说：“今天我们是初次见面，我知道你们有信佛的，也有不信佛的。信佛的对于佛教的道理，若加以解释，便可以坚定信仰。未信佛的，对于佛教的道理，若加以解释，亦可生起信心。……执法的人与犯法的人决没有冤仇，诸位来到这里，必定有其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由果推因，例如木瓜的果，当然是木瓜的因。由因验果，例如豆子种在土中，所结的果当然是豆子。既然如此，所以做错了事，只要改悔，就可得到平安。诸位现在受委屈，将来恢复自由，一定可得好果。今天带了许多经书来，爱看的请诚心去看，感化自己”。“今天来到贵监狱是第一次，我已和典狱长约好，每逢星期一上午九时就来这里，向各位讲话……”[22]。显然，他试图通过引导犯人学佛，以佛理改造自身，既达到协助监狱改造犯人也起到弘扬正信佛教之目的。
弘法效果是衡量一位法师弘法能力与水平的关键。慈航法师“为人心殷”，弘法态度好，“诲人不倦”即使在闭关，凡有参访者，他也“总使来者不空过，这又是常人所不及的精神力量。”[23]而且口才好，讲经时滔滔不绝。据其弟子律航回忆：1948年，他第一次在台北东和禅寺听慈航说法时，慈航“登台演讲，口如悬河。”[24]不仅如此，慈航讲经能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据朱斐 居士回忆：以前自己在上海听能海法师讲经总是听不懂，而慈航讲经弘法“非常通俗，……讲演时几乎百分之九十九都能懂。”[25]加上慈航的相貌像一尊弥勒菩萨容易使听众产生皈依感。朱斐说：慈航“笑口常开，胖胖身材，真像一尊活的弥勒菩萨。”[26]律航也说，1948年慈航法师到台北东和禅寺时“身披黄衣的和尚，道貌十分魁伟庄严，又闻一片鼓掌声，大家肃然起敬。”[27]因此他讲经弘法取得很好的效果。据东初法师说：慈航“善化群生。他善于说法，富有吸引力，特别是初机群众，只要听过他一次讲演，就被他吸引过来，据说有次在嘉义讲演一次，皈依者五百众，至今嘉义方面信徒，都念念不忘他的法恩!”[28]可见其弘法效果之佳。
三
慈航法师看来，文字宣传是佛教弘法宣传的又一种方法。所谓“文字”宣传，是以各种文体为载体，通过创办刊物进行宣传弘法。他认为，口头宣传弘法虽是直接，但不能及远，依靠文字宣传弘法，不但能普及远方，而且能永存不朽。一本书只要没有烂掉，那怕是经过千年万年，遇到有缘的众生，也会发生救苦的效力。文字宣传最通俗最大众化，“莫过于创办佛教杂志”。[29]佛教刊物的作用就是“用佛学上的真理，发为文字来导人为善”。[30]就是说，创办佛教刊物是弘法。慈航指出，要令众生信仰佛教，“首先要创办佛教杂志”。这是我对台湾佛教的希望。[31]因此他不遗余力地支持创办佛教刊物。
《觉群》杂志原在上海创办，后迁到台湾宝觉寺，由大同法师主编，宗心法师发行。不久台湾发生了“教难”，许多大陆到台的僧人以“匪谍嫌疑而被捕”。受此冲击，大同法师悄悄离开台湾前往香港，《觉群》停刊。其后，由朱斐 居士继续主办。而直接促成朱斐接办这个刊物的是慈航法师。据朱斐回忆：
慈航法师是我卅七年来台后，于农历十二月初八日在中坜圆光寺皈依的第三位师父。因为他的台中之行，而促成我与佛教文化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宝觉寺有一位上海来的大同法师，带来一分《觉群》月刊在台复刊，但不久大同法师离台赴港舍戒还俗去了，《觉群》就此停刊。由于慈老的来中，与宝觉寺住持林锦东（宗心）居士谈起，深感觉刊仍有继续出版的必要，就商于我，希望我在公余担负起《觉群》的编务，虽然我对编辑工作一无所知，可以说完全是外行，但在慈老的鼓励下，就勉强答应下来了。[32]
由引文可知，因大同法师离台赴港舍戒还俗而导致《觉群》停办。慈航法师到台中获知此事后，他要求皈依弟子朱斐利用工作之余续办。在慈航的鼓励下，对办刊物生疏的朱斐接受了这个任务。
慈航自己还热情地支持这份刊物。他既是《觉群》的读者也是其作者。[33]据朱斐说：主办《觉群》月刊，“文稿的来源却大成问题”，向慈航师父申述后，“老人立刻拍着胸脯说：‘如果缺稿就找我！’”[34]慈航法师曾于1949年除夕在汐止写了《我对于〈觉群〉的建议》一文。台湾学者王见川 先生认为，朱斐 居士接手主编《觉群》的时间是在1949年12月。[35]据此可知，慈航法师的这篇文稿是特地为《觉群》写的。在文章中，慈航提出《觉群》在体裁方面“不必扳起那一副森严得可怕的面孔”，应该“艺术化起来”，生动活泼，“最好是：故事、小说、寓言、童话、游记、戏剧、诗歌、日记、随笔、信札、问答、散文、小品都好；而论文和讲稿还在其次”，而且在经费和经营等方面也提出诸多建议，他希望《觉群》能够长期地办下去。但不久《觉群》又停办了。[36]
《觉群》停刊后，朱斐 居士重新登记主办新刊《觉生》。事实上，《觉生》与《觉群》刊名含意相同，都是“觉悟群生”之意。[37]对于《觉生》的创刊，慈航同样寄予很大的厚望。他充满激情地撰文“敬祝‘觉生万岁!’”[38]他说：“《觉生》既已出世了，那末，做生产的人，做养育的人，做扶助的人，大家都应当各负一分责任。”[39]慈航不仅在稿源继续支持，而且在经费方面也为其寻求资助。据朱斐说：
就经济方面来说，除了宝觉寺常住外，慈航老人也非常关心。如有一次，老人在台北十普寺讲《八识规矩颂》时，我也趁周日假期北上听讲，那天恰巧也是我的生日，十普寺讲坛旁有一盆昙花忽然怒放，慈老人很高兴，下座后命我跟他来到客堂，同时将在座听讲的孙夫人张清扬居士也请来客堂，对她说：我的徒弟朱斐，现在主编一本佛教刊物，宏扬正法，希望您发心助他一臂之力！孙夫人非常豪爽的一口答应，约我当天晚间到她南昌街的公馆见面。递给我一张千元的支票，这意外的收获，使我内心欣喜若狂！因为这数字几乎可以支付一年的印刷费，怎不令人兴奋呢！我终于跨出了一大步，放手去主持编务了。一直很顺利的出版到第二十九期，因与发行人的旨趣、作风互异、道不同不相为谋，炳师与我先后辞去了社长与主编的名义，全部移交给发行人去经营，我们与《觉生》的缘分，到此就告一段落。[40]
《觉生》停刊后，朱斐于1952年12月8日 又主编出版《菩提树》杂志。[41]慈航在文稿方面仍不断予以支持，并且在创办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呼吁：要使《菩提树》能够一年一年地办下去，希望“爱护《菩提树》的大护法，大家帮忙来筹足‘不动产’才有办法!”[42]可见，慈航还呼吁大家从经济上支持《菩提树》杂志。
慈航对于其他佛教刊物也同样热情地予以支持。据东初法师说：慈航法师“为学不懈。他虽是六十岁的高年，然为学的精神，始终不懈。每日看经、读书、写作，成为家常便饭。特别是写作，无论那本杂志，都有他的大作，凡向他索稿件的，有求必应，这是任何人所不及的创作精神。”[43]在去世前几天，他还在为佛教杂志撰稿。
四
要宣传弘扬正信佛教，无论是口头的讲经，还是创办刊物进行文字宣传，都必须有相应的人才。慈航说：“宣传的人才又从何而来呢？这又非创办教育不可：有了教育，才有人才；有了人才，才能宣传。”因此他对“台湾佛教的希望”是“多多的创办佛教的教育”。[44]
慈航法师于1948年11月2日 在圆光寺创办“台湾佛学院”，1949年4月创办“灵泉佛学院”、同年5月28日 创办“狮山佛学院”，之后于新竹青草湖灵隐寺创办“佛学院”。因为种种原因这4所佛学院都昙花一现，相继停办。[45]因遭遇“教难”，慈航被捕入狱。后经过各方的努力保释出狱，原来追随他的那些学僧却因“教难”而四散。慈航对斌宗法师谈起“教难”时说：“我个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可是这一群飘飘荡荡，无所归宿的僧青年，那就太可怜了。”[46]南洋的弟子寄来飞机票，要慈航早日回南洋。慈航当众撕掉机票，以示自己留在台湾的决心。在台湾的学僧幻声也劝慈航回南洋，同样遭婉拒。他说：“我是不会离开台湾的，更不会离开您们。为了佛教，我要和您们同甘共苦，努力奋斗，替您们开建一所幸福的乐园。您们是未来佛教的主人，……我在台湾一天，您们会寄一个希望在我身上，我走了，您们的希望永远破灭，甚至意志消沉、堕落！……我是愿意为佛教做事，更乐意为您们僧青年受苦，祇要予您们有益，使您们能够安心为法努力，即使再有人陷害我，乃至遭遇不幸，我会含笑了此残躯的！”[47]这些言行反映了慈航留在台湾兴办僧伽教育，培养弘法人才的决心。
1950年初，汐止静修院的达心、玄光两位尼师在秀峰山兴建“弥勒内院”，当年8月落成，慈航法师及其学僧入住弥勒内院，从此开始了慈航在台湾创办僧伽教育的新时期。据幻声说：“弥勒内院建成之后，虽然只有三间房屋，而由大陆来台亲近慈老散居各地的僧青年，又相继回到了慈老的身边……”[48]。慈航曾在弥勒内院落成典礼会上说：“本院供的佛，是释迦世尊、弥勒菩萨、太虚大师，是表示三位一体；本人即在这弥勒内院代表三位阐扬唯识教理……”。[49]明天，我就在内院“宣讲太虚大师全书，学生来者不拒，去者不留，不另外招生。”[50]弘扬正信佛教是一个大概念，在近代特定的时代，不同佛教观的僧人又有各自不同的内涵。白圣法师秉承圆瑛法师的佛教观，他所弘扬的正信佛教当然是圆瑛一派的传统佛教；慈航法师坚持太虚革新佛教之职志，他所弘扬的正信佛教自然是太虚法师所倡导的革新佛教，在弥勒内院则继续弘扬太虚曾经弘扬的“唯识学”。慈航还经常用南洋的弟子寄来的钱购书籍供学僧学习之用。据其弟子律航说：“慈老来台后，南洋弟子常常供养，以台币论，不下百余万元。先后请《频伽藏经》和《大正藏经》各一部，随时请《太虚大师全书》和《谛闲大师全书》各百十部，以及正闻社出版等书，分赠四众弟子。”[51]
为了培养佛教人才，慈航法师承担繁重的课程。在台湾佛学院时，慈航承担了“因明、唯识、中论等基本教义”的绝大部分佛学课程。[52]在弥勒内院，他同样承担绝大部分的课程。据幻声说：“那时，弥勒内院最多住到二十多人，慈老与大众同甘共苦，挤在一起，吃饭、授课、睡觉，都在一个小广单上， 那是弥勒内院的黄金时代，也是慈老精神最愉快的时期。慈老每日上午在弥勒内院为大众授课……”[53]。应该说，与台湾佛学院相比，弥勒内院是比较正式的佛学院。直到1952年灵隐寺开办“台湾佛教讲习会”为止[54]，弥勒内院是台湾的佛学教学中心。[55]
事实上，弥勒内院并非慈航法师理想中的佛学院。有一次，他在静修院对听法的居士说：佛陀来到世间说法，有其“本愿”，也就是“究竟”，当事实与理想相反时，只好用方便去达成目的。“究竟”是佛教的“体”，“方便”则是其“用”。“我来台湾的目的是办佛学院，因为立案及筹备经费的困难，暂时不能实现，只好在这弥勒内院方便说法”。[56]显然，“弥勒内院”办学并非慈航的“本愿”，只是他来台的“方便说法”。那么，他的“本愿”是什么呢？从《慈航法师全集》中的《创办台湾佛学院宣言》与《台湾佛学院简章》可知：就对内而言，慈航鉴于抗战刚结束，“台湾沦陷于异族人之手”五十年后始回归祖国，因其“蒙不白之冤”，试图作“亡羊补牢”；就对外而言，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但在人们意识里还可能发生第三次、乃至第四次世界大战[57]。在他眼里，时代正处于“赤焰横飞”之际，今后的“世界将无一片干净土”[58]。有鉴于此，“提倡佛学教育，实不可缓。同人等本此意旨，为国家计，为民族计，故有创办台湾佛学院之举”。[59]1947年，太虚法师逝世，中国佛教革新运动群龙无首，身在新加坡并处在闭关中的慈航法师获知此事心急如焚，遂刊发了小型单张的刊物《中国佛教革命的呼声》，大量寄赠国内各大丛林及佛学院，号召青年僧伽起来革命，并呼吁国内各大寺院拨出财力，兴办各种佛教事业。据幻声说：慈航曾在这份小报上撰文谈到“虚大师示寂后的中国佛教的领导人选问题，他就虚大师门下的弟子作点将提名式的分析比较，在他的心目中，他认为大醒法师最具条件，所以，他竭力推荐大醒法师出来继续领导中国佛教。慈老在文章里并说：如果大醒法师不肯出来领导中国佛教，而要躲在雪窦寺里享福，他将把这个伙家禁闭在雪窦寺里，不给他饭吃，将他的嘴巴饿成二块皮，向虚大师忏悔。”[60]然而，大醒法师并未站出来挑起引导佛教革新的重担。正是出于振兴中国佛教的考虑，慈航从新加坡移锡台湾。动身前，他致书幻声说：“我‘慈航’不久要回祖国了!台湾现在有人请我办学，我想借此机会，着实为中国佛教教育做点事业，替未来佛教多培育一些人才……”[61]显然，慈航身在台湾办学，胸怀的是中国佛教的前途。《创办台湾佛学院宣言》所附的《台湾佛学院简章》由总则、组织、经费、院务四部分构成。“第一章总则”对佛学院定名，宗旨、院址作了规定；“第二章组织”规定佛学院不仅设立董事会与监事会，代表董事会与监事会执行日常事务的是常务董事会与常务监事会，规定院长由董事会聘任。“第三章经费”规定，佛学院经费由董事会筹募，并由其指定银行保管，每月经费开支由监事会審查后公布。“第四章院务”对每届入学名额、生员性别、年龄、考试、学习科目等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62]可见，这是一个创办正规佛学院的构想，体现了慈航办学的“本愿”。因立案与筹备经费的困难，“暂时不能实现”，他只好在“弥勒内院方便说法”。[63] 东初法师说，慈航“初来台时，曾说过要在台湾办五十所佛学院。”[64]可见慈航兴办僧伽教育的抱负之大。
尽管慈航法师在台湾兴办僧教育的理想不能实现，其弘法事业又屡屡受挫。但他在这一方面所作的努力还是有成效的。当慈航刚从新加坡来台湾之初，曾经到浙江天台山习天台教观的台湾僧人斌宗法师虽未与他谋面，在狮头山劝化堂弘法时就对信徒说：“台湾教胞幸福，台湾佛教快要发展了，……圆光寺妙果老和尚，为了振兴台湾佛教，为了栽培弘法人才，从辽远的南洋请来了一位德学兼优，热心教育，努力弘法的慈航大师，创办佛学院，将为我们台湾放一线曙光，这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65]据于凌波 先生说：“当时在弥勒内院亲近慈老的大陆来台学僧，到后来都是法门龙象、佛教精英。这些学僧，包括了中、自立（乘如）、唯慈（日照）、幻生、净海、妙峰、能果、果宗、印海、宏慈、戒视、严持、浩霖、清霖、以德、宽裕、常证、清月、真华等，后来分别在岛内外各地弘化一方，为佛教贡献力量。”[66]可见，慈航对台湾佛教的振兴所起的积极作用。
五
前已述及，抗战胜利后的台湾佛教状况主要是“神佛不分”的民俗佛教与“僧俗不分”的“在家佛教”。巨赞在《台湾行脚记》说，他到台南竹溪寺时，正值“老方丈”捷圆法师退席，新方丈净眼法师“进院”。竹溪寺“住僧十余人，尼二十余人”，然而“经忏很多”。[67]台北万华镇“龙山寺虽住僧六人，而皆为应赴和尚，无可与语。”[68]引文中的“应赴和尚”是指专门赴经忏的僧人。此类僧人没有佛学素养，巨赞“无可与语”。显然上述引文表明，无论是属于民俗佛教的龙山寺，还是属于在家佛教的斋教徒都要做经忏佛事。即使是正统佛教的竹溪寺的寺僧同样也要做经忏。事实上，明清时代，中国僧侣大约有一大半是靠做经忏生活，台湾寺庙的僧人当然也例外。
慈航法师对僧人做经忏极不以为然。他说，做经忏的出发点“是为人祈福，最后法久弊生，把三藏文献，当做故纸了!”为了做经忏而将“大多数的光阴，都费在学唱念方面”，结果经、律、论三藏只好束之高阁，不闻不问，“学佛废学，实在是一种可耻的事!”[69]其后，他又撰文指出，做经忏是“裨贩如来”的行为![70]中国佛教败坏到如此地步，是子孙“小庙中之经忏僧”，举凡饮酒、吸烟、食肉、赌博、嫖妓种种劣行都出自“此等人之手”。破坏佛教声誉的就是“吹喇叭之经忏僧”。[71]
慈航在弘法中还从信众拜佛做佛事的角度分析说：“一般拜佛的人，往往把佛、菩萨和神，错认为三位一体，甚至把泥塑木雕的或笔画的人鬼神像等等，都统统叫他们做菩萨，这实在是大错而特错的了!”这种将“佛”、“菩萨”和“神”视为“三位一体”的“神佛不分”的现象，是宋以后佛教的民间化使然。佛教的民间化一方面导致经忏佛事的泛滥，另一方面出现寺庙神像与佛、菩萨像合祀的互融互渗现象。
针对“神佛不分”现象，慈航在汐止静修院为居士弘法时说“佛”是印度话“佛陀”二字的简称，意思是“觉者”。人类能得到最高觉悟的就是佛，佛是人类最高的模范。佛能指示我们如何做人？如何进步到超人的地位，乃至于最高的觉悟，即“成佛”。“菩萨”是印度话“菩提萨埵”四字的简称，意思是“觉有情”。“菩提”二字是“觉”的意思，“萨埵”二字是“有情”的意思。“菩提”与“萨埵”连起来就是“上求佛觉，下化有情”，就是以自己所得之觉，转而再觉其他有情的意思。不过，比起佛的“觉”，菩萨的“觉”没有那么圆满究竟。前者如十五的月亮，后者则如月初的月亮。这是由于功德不同，工夫不同，果位也就不同!所以“信佛不但不是迷信，而且还是彻底的破除迷信者。”[72]“拜佛，是属于一种礼节，……烧香、点灯、供花等，其意义也与拜佛相同。信仰一份佛的教理，就有一份拜佛的礼节。佛是我们的模范师，我们对于模范师的恭敬，是理所当然的。”[73]
民间称“经忏法事”为“做功德”，目的在积德以求现世的利益与消灾、超度亡灵等。针对此，慈航于1949年春前在台中市弘法时指出：“一般不明白佛法的人们，以为佛法只能保佑众生升官发财荐亡延生，这实在是盲目的迷信，大错而特错!”[74]在另一次弘法时，他又指出：“有些拜神的人，求菩萨保护他升官发财，求菩萨保护他多子多孙，求菩萨保护他百病消除，甚至求菩萨保护他中爱国奖券。”这真是笑话!这岂不是要菩萨犯贪污偷盗等罪吗？必须明白，佛教本身不是迷信，此类“拜佛拜菩萨的人，却成了迷信。”[75]慈航说，“拜佛拜菩萨”的人所祈求的“保护人”，“不是在佛像而是在佛经”。一个人诵经、读经、讲经、写经、印经等是真正可以得到佛、菩萨的保护的!这“就等于父母教他的儿女说：‘你们在家或在外，都不得和人家去打架’。这母亲的教诲，就等于佛说的经。儿女能听从父母的教诲，自然不会去犯法。并不是拜了母亲的像，就不会去犯法的。”[76]就是说，念经拜佛能够提高人的道德修养，避免犯错误，触犯法律，从而得到保护。慈航的这种说教既是度人也是破除“鬼教”，弘扬正信佛教。
为了提倡正信，破除迷信，慈航法师筹划成立“台湾大慈正信会”。从慈航于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十五日在基隆灵泉佛学院所草拟的《大慈正信会缘起》可知，发起成立“大慈正信会”的重心：“是专门破除迷信”，提倡正信。[77]他草拟《台湾大慈正信会简章草案》试图广征同志入会，推动正信佛教的发展。虽然，设立“台湾大慈正信会”的构想因慈航的去世而没能最终实施，但它反映了慈航破除迷信提倡正信并非只是停留在思想的层面，而是试图付诸实际行动。与此相应，慈航提出，为佛教前途计，“应彻底取消经忏应赴僧，……否则，今后中国佛教难堪设想。”[78]他去世前在法华关内还为《台湾佛教》“正信与迷信”专号撰写文章，提出四点要求：
㈠正信的佛教徒——尤其是僧尼，不要住神庙。大殿正中，无论怎样，是不能供神像，免人误解佛教是就多神教。
㈡正信的佛教徒，自己固然不应烧纸扎的东西，并且还要宣传转劝他人，免得人家说我们佛教徒太不理智。
㈢最好能把签筒和圣告拿走，对于我们既然没有多大的利益，反而给人家批评，其实，没有签筒和圣告，虔诚的善男信女，还是照样的来烧香拜佛，那又何必多此一举，来贻害佛教呢？
㈣再希望一班看相、卜卦、算命、拆字、看风水的先生们，请你还是穿上在家的衣服，不是一样的生意兴隆？又何必穿上和尚的衣服呢？假定你真是名符其实的一个和尚，那我们全佛教团体向你请求，不要这样给不信佛的人来诽谤我们佛教，老先生!你觉得怎样？[79]
显然，上述内容旨在要求制止正统寺院中的经忏之风并清除“鬼教”色彩，确立正信的佛教形象!根据印顺法师研究，经忏佛事源于古代印度的“大乘佛法”，随大乘佛教东来而传入我国。陈隋时期，天台宗的创立者智顗和尚开始编撰忏法仪轨。此类忏法仪轨历唐宋益盛，不仅天台宗有，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等宗派也都有。到了元代发展成为民众“消灾植福，超度鬼魂”的功德法事，并开始逐渐成了中国佛教的主流。[80]诚然，造成经忏法事流行是佛教适应社会的结果，是中国民众具有功利性特征的信仰价值观使然。固然可以通过正信佛教教理的宣传而使更多的民众逐渐摆脱“鬼神迷信”，然而谁无法使中国绝大多数的民众摆脱“鬼神信仰”，况且佛教并没有否定鬼神的存在。这就为在中国民众中存在的鬼神信仰与佛教“结盟”留下空间，民间所企求的功德法事也就不可能彻底消除。另一方面，经忏佛事的泛滥表明佛教笼罩在“鬼教”的阴影中，是佛教的穷途末路。但任何宗教都有仪式，作为一种宗教——佛教也需要有相应的仪式。经忏法事是佛教的仪式。一旦抽掉经忏法事佛教也就不成其为佛教了。应该说，慈航上述“四点要求”的用意良好，但这种“倡议书式”的言论在实践上难以完全做到，在理论层面上缺乏思想深度。
在慈航看来，弘法的目的是要度人，要想度人，先要自度，自度的方法，就要严持戒律。他说，自身能够严持戒律，就能够保持自己的人格，“说的话，也有人肯相信，接受”，如果自身的行为背离了自己所提倡的，“人家听了不但不能够生起信仰，反而会被人诽谤，那不是自害害人，还说什么救度众生”。因此，他“希望台湾的佛教徒，大家去受戒持戒”，并认为这“是度众生最重要的规范”。[81]慈航非常强调传戒与持戒，认为重视对戒学的弘扬是“今后僧伽应走之途径”。[82]
慈航法师在圆光寺主办台湾佛学院“训练班”时就注重“戒律”教学。据资料表明：中坜圆光寺佛学院“现开学两月。……学僧均极热心求学，尤其注重戒律。”[83]1949年夏天的“教难”解除之后，慈航住在汐止静养，许多学僧仍住在中坜圆光寺。据律航法师说：慈航要他“速回圆光寺照护同学。并说：‘此次僧难，固由政府失察误会，但出家人未能严持戒行，亦不无因果。汝回寺后可与同学讲解律仪。’遂答我未受具戒，似不合阅律。慈老说：‘此系研究性质，并非传戒，旧说有两解，勿拘泥。’我奉命回圆光寺，日与诸同学研究戒律……”[84]可见慈航非常重视戒律教育。不仅如此，他更重视受戒。据律航法师说：1952年冬，大仙寺举行台湾抗战后第一次传戒。慈航得知消息后，“即令我报名，并令转知会性、真性两位法师同行受戒。……我三人谨遵面嘱，如期报到，受具足戒。回忆前情，皆由勉励所赐。”[85]
在1952年大仙寺首次传戒中，道源法师担任 教授阿阇黎，此后他频频参加传戒，至道源去世之前，台湾共传戒11次，“道源本人即参加了八次”。[86]据《道源行状》说：道源“于基隆宝明寺讲经之缘，得修果、绍愿师徒之助，于民国四十年四月，即开山创建海会寺于八堵桥头之正道山，自尔以还，长老之弘法活动，展开了新页，其足迹遍及于全省各地，或应请敷讲经律，或主持传戒，或出长教会……”。[87]可见“基隆宝明寺讲经”是道源在台弘法事业的转折点。而给他提供这次讲经的机会则是慈航法师。道源与慈航早年交谊甚深。道源于1949年上半年到台湾，当年5月在新竹灵隐寺养病。时值“台湾佛学院”停办后，慈航带领学僧前往灵隐寺继续办学。慈航请久别重逢的道源为学僧上课，但不久就遭遇“教难”，道源与慈航等一同被捕入狱。“教难”解除后，道源产生“此地与我无缘”的念头。经慈航一再劝留，他才留在台湾。1949年冬，基隆宝明寺为请慈航讲经特地建了一座讲堂。慈航为了消除道源的上述念头，转介绍道源前往。[88]这次弘法为道源此后在基隆创建道场提供了机缘。会性法师在《敬悼上道下源老法师》中说：“台湾佛教，一向有‘神佛不分’、‘僧俗不分’的毛病。由提倡传戒，这种毛病，才渐渐减少。这也是源公注重讲戒成就的功德。”[89]僧人受了戒就不能“食肉”，更不能“娶妻”。应该说，提倡并推行受戒既是改变与提升“在家佛教”(即斋教)与“神佛不分”之风盛行，使之导向正信佛教的有效办法，也是消除日本佛教“娶妻食肉”陋习影响的有效办法。道源法师在这方面所做努力与成效是突出的，而这与慈航的帮助分不开。
总之，虽然慈航法师在台湾前后不足六年就过早地去世，但他在台湾为提倡正信佛教所作努力，对台湾佛教由“神佛不分”、“僧俗不分”的状况走向日后正信佛教占主导地位，具有开风气之功，当年跟随他学习的青年僧人后来都成了台湾弘扬正信佛教的精英。台湾学者江灿腾 先生称，慈航法师是“站在台湾佛教界变迁点上”的一位法师，我认为这一定位是很切当的。慈航法师对现代台湾佛教的繁荣有着不可忽视的奠基之功。
[1] 寄沤生：《台中市佛化进展的大概》，《人生》复刊一卷二期〔1951年3月〕，第5页。转引自王见川、李世伟：《台湾的宗教与文化》，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11月版，第133～134页。“寄沤生”为“李炳南”的笔名。
[6] 1950年，东初法师对台湾大部分地区进行考察后，写下《了解台湾佛教的线索》一文。文章说“台湾佛教有个基本的缺点，就是佛教徒生活制度没有严格合乎佛制的规定。在家与出家也没有显明的界线。出家不需要削发受戒——指一般斋姑而言，甚至龙华派斋堂允许娶妻吃荤。”笔者认为，这里所说的“娶妻吃荤”应属于个别现象。
[10] 据于凌波的《雪庐老人李炳南》一文载：“台中县市素有慈善堂、赞化堂、龙意堂等先天大道或龙华教之鸾坛，这些场所也多请他〔按：指李炳南〕去讲经，日久之后，鸾坛中的信众也皈依了佛教，修持净土法门。”(http://www.amtb-muar.org)说明正信佛教具有提升“民众佛教”的能力。
[11] 巨赞在《台湾行脚记》中说：“台湾佛教徒，无论僧俗男女，内心上都很苦闷，想打开一条光明的大道。因此很希望内地的大德们常常去弘化，去指导。”可见，如果不是因为日本占据台湾，阻隔了大陆僧人前往台湾弘法，台湾的正统佛教的状况应该不会如此微弱。
[12] 姚丽香的《日据时期台湾佛教与斋教关系之探讨》一文说：1928年起，台湾掀起一股佛教改革风潮，其议题如“僧伽带妻问题”、“佛教徒荤食问题”、“寺院管理制度问题”等。这股改革的动力来源来自于受过日本佛教熏陶的知识分子，而“这些改革者又多数由斋教启蒙，转而接受日本式佛教”。斋教对于“皇民化运动”的配合行动则比较积极，如1937年的“台湾佛教龙华会研究会”、1938年的“尊皇敬佛台湾斋教教善会”以及“台湾佛教龙华会”所举办历次佛教讲习会与国语讲习会，“都一再标明其目的为促进推动彻底的‘皇民化运动’，涵养‘日本精神’或‘皇国精神’。”在台湾斋教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不仅正统的僧人多由斋教徒转化而来，就是“日本式”的僧人也多由斋教徒转化而去。斋教徒不仅有住斋堂的，也有混居在寺院的。姚丽香又指出：“在台湾，斋教与佛教的关系却是非常独特的，并且也对佛教的发展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而这种融合关系的形成，日本殖民政府旳宗教政策固然是相当重要的因素，但是若没有其它历史时空条件的配合，恐怕也不足以成其事。”(《台湾佛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1～84页。http://buddhism.lib.ntu.edu.tw)
[36] 据王见川先生说，《觉群》停办的原因是由于星云法师的投诉信指责朱斐主编的《觉群》，增加了自己信仰的浄土宗的内容，偏离了太虚法师当年办刊的宗旨。因此，朱斐决定将《觉群》停刊，另创办《觉生》。(《战后台湾佛教人物略论》)笔者认为，事实上问题并非这么简单。据朱斐《炳公老师与我》一文说：“我因此将《觉群》的旨趣宣布为‘宏扬净土法门，建设人间佛教。’盖前者因我曾皈依印祖，后者则我亦崇拜太虚大师。不意，因此遭到大醒等法师的异议，他们认为《觉群》是太虚大师手创的刊物，不应擅自变更宗旨。同时，觉群的出版执照并不在台，于是我就决定重新申请登记，将原本是觉悟群生的‘群’字，改为‘生’字，于是《觉生》在民国三十八年六月试刊一期……”朱斐在《学佛回忆录》中也说：“不久有大醒、广慈等诸法师写信来说《觉群》是太虚大师创办，虚大师的宗旨是宏扬人生佛教；而我们标示的是人间佛教与净土法门。不合虚大师精神，希望我们更正。正在此时由于觉刊的发行执照，大同法师并未留下，无法向政府办理登记复刊手续，今既有人提出异议，就借此因缘停下《觉群》，登记时换了一个字，改为《觉生》，终于在民国卅九年（1950）六月，《觉生》经试刊而创刊。”很显然，《觉群》月刊停刊的原因，其一，是由于办刊的宗旨偏离了当年太虚法师办刊原则而遭到大醒等教内有地位的僧人的反对；其二，是由于《觉群》的发行执照被大同法师带离台湾，无法向有关部门办理复刊手续，如果要继续办下去只有重新登记，既然大醒法师等持异议，不如停刊，另办新刊物。而当时暂寄居在台湾佛学院青年学僧星云法师的投诉信正好为朱斐提供了顺水推舟的机缘。
[52] 《消息·台湾佛学院近况》，《台湾佛教》，第三卷第一期〔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二十日出版〕第17页。关于慈航法师在台湾佛学院承担课程的情况记载互异，具体有待考证。但说他承担了绝大多数的佛学课程则是无疑的。
[60] 幻声：《我所知道的慈航老法师》。由于这篇文章，慈航法师得罪大醒法师。据幻声说：“慈老在闽南佛学院读书时代，本是大醒法师的学僧，他在革命呼声的文章中，原是用的‘激将’法，只是慈老是个直来直去的人，也许在文字运用的表达上，缺乏了艺术技巧，反而使他的一番美意获得了相反的结果。”
[62] 我们在撰写《慈航法师在台湾创办僧伽教育及其影响》一文时，因未能获得《慈航法师全集》，无法看到《创办台湾佛学院宣言》与《台湾佛学院简章》全文，而将其作为在中坜圆光寺创办的佛学院的宣言。现审读全文，笔者同意台湾学者王见川先生《妙果禅师与慈航法师——战后初期台湾佛教史上的一段办学因缘》中关于“《创办台湾佛学院宣言》一文，非圆光寺台湾佛学院之宣言”的看法。(见王见川、李世伟著《台湾的宗教与文化》，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11月版第100页)。不过，笔者对王见川先生用以支持上述看法的证据取持保留态度。笔者认为，《创办台湾佛学院宣言》及其《简章》应是慈航法师自己的构想，亦即他创办佛教教育的“本愿”。至于如何理解《简章》称“本院院址暂设于台湾”笔者认为慈航法师曾想回老家闽北建宁传布佛法，以造就改良中国佛教的基地；也曾想以台湾作为改良中国佛教乃至世界佛教的基地。故作“暂设于台湾”。
[64] 东初：《敬悼慈航法师》，《东初老人全集·五》。台北：东初出版社1990 年
11月第二版；一作100所。(圣严《今日的台湾佛教及其面临的问题》《中国佛教论集·八》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1月版，第159页)究竟何者为正确，难于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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